参考消息网12月8日报道 印度发布2021最佳表现邦的排名，根据过去五年的进步，比哈尔邦是整体进步最大的邦。在疫情肆虐的一年里，竞争精神帮助一些邦比其他邦更好地克服了逆境。在过去几年里，印度的政治呈现出令人鼓舞的趋势。每位新当选的首席部长都做出了相同的承诺：让他所在的邦跻身全国表现最好的五个邦之列。这一保证可能会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但这个目标本身就表明了人民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抱负和对统治阶级的期望。它加剧了首席部长之间的竞争，使全面的经济增长成为所有政治叙事的核心。

《今日印度》周刊12月6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12月7日报道 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网站发表题为《技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文章，作者为奥利维娅·拉扎德，全文摘编如下：

“地球工程”是一个越来越常见的术语。一般而言，地球工程指的是人类通过设计景观和自然系统，应对感知到的问题和需求。比方说，有人计划在一条河流附近建立一座城市，但河流很可能破坏城市规划；地球工程的解决方案是改变河流的走向。

正如美国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在她的新书《白色天空下》中所指出的那样，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意孤行，在改变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过程中造成严重影响。作为《纽约人》周刊专栏作家，科尔伯特2015年曾凭借《第六次大灭绝》获得普利策奖。她在新书中提醒世人，我们造成的影响累积起来已经达到惊人的数字：人类直接改变了地球上一半以上的无冰土地，间接改变其余一半的土地。人类已经对世界上大多数的主要河流进行了拦河筑坝或改道。化肥厂和种植园排放的氮气比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的排量总和还要多，而飞机、汽车和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火山的100倍。

因此，有人认为技术解决方案主义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于是就有了“地球工程2.0”：反射阳光和向大气层喷洒化学物质的宏伟计划，以使天空永远呈现白色。

科尔伯特一直潜心研究人类工程实验，以期了解人类在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她的研究从美国大湖区开始。工程师在当地对运河进行改道，改变了该国约三分之二的水文循环，随后引进中国的鲤鱼，以控制植物物种的生长。但当地的水文系统却遭到鲤鱼侵占，迫使工程师不得不给河流通电，电死鲤鱼控制其泛滥生长。科尔伯特还在书中指出，像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建立在对曾经肥沃的沼泽地进行排水的基础上，而人类在沼泽地定居后才发现，正是排水过程导致了城市沉降。由此可见，地球工程实际上加剧了原本要解决的问题。

从科尔伯特的新书中可以获得一个核心信息：地球的生态系统受到深刻的改变，以至于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自然”的东西留在地球上。人类应当吸取教训并接受警告。

科尔伯特发现的这种逻辑和行为模式值得关注：技术补丁被用来维持人类居住区及其经济习惯的活力，即使周围环境已经被耗尽生命力。技术是我们的人工呼吸器。打比方说，如果空气现在已经耗尽，那么我们将何去何从？当然就是通过技术合成空气。

这是科尔伯特并未深入研究的硬币的另一面，却让我们认识到：如果地球工程遭遇失败，社会和经济困顿将随之而来，而且没有人为此做好准备，因为失败的前景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如果考虑到，即使地球工程学家也无法预知未来前景，那么地球工程遭遇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科尔伯特的新书是迄今为止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最具说服力的调查。该书以必要的怀疑和讽刺态度面对这一主题，以期充分解析一个关系到人类未来的领域。这并不意味着该书淡化了问题的严重性，相反，书中有大量令人备感忧虑的信息，但该书使问题变得更加容易理解。虽然地球工程师经常被描绘成一股受到意识形态驱使的力量，但科尔伯特讲述了生物学家、工程师和遗传学家的真实故事——他们在对自然的热爱和深深的绝望之间苦苦徘徊。

《白色天空下》一书封面

参考消息网12月7日报道 过去几年，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不过，我们或许需要换个角度来看待压力。承受压力有其自然好处，如果我们改变“压力思维”，或许就能扭转局面，让压力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急性应激反应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具有挑战性或威胁性的日常情况，让我们更加警觉和专注。重要的是，要聚焦为什么会感觉到压力，并利用压力将过激反应转化为自己的优势，提供帮我们摆脱压力状态的专注力和动力。你拥有的心态可能是让现实变得更加积极、更加无害的因素。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12月4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12月6日报道 南非和博茨瓦纳的科学家早些时候首次发现了新冠病毒的B.1.1.529基因突变。在72小时内，它被更名为奥密克戎，并被指定为全球关注的第五种变异株。上周五，欧洲发现了首例病例，并实施了旅行限制。现在看来，这个变异株在世界某些地区的传播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此前意识到的都要长。奥密克戎究竟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但赢家和输家很可能再次沿着富人和穷人的路线前进。哲学家兼作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为，这场大流行应该成为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全球社会的基础。

英国《卫报周刊》12月3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12月5日报道 （文/洛伦·布劳诺赫勒）

美国驻外事务局官员是很疯狂的一类特殊人员。我曾经是其中一员，而且嫁给了其中一员。每隔几年，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宠物和家当搬到世界各地的遥远地方。我们可以在阿尔卑斯山上骑车，在喜马拉雅山远足，在悉尼冲浪，或是品尝世界上最好的泰国美食，直到我们濒临崩溃，而且经常如此。

还有一些时候，我们在任职的地方需要面对登革热、鼠疫（是的，它仍然存在）、独裁国家的生活或是污染程度惊人的特大城市。不过，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唯一不变的是疯狂的旅行机会。

20年9个国家

美国驻外事务局官员简称FSO，是美国外交官。我们可能头一天才见到受人憎恨的战争罪犯，而第二天就会见到受人尊敬的人道主义领袖。我们会与莫桑比克渔民一起跳上拖网渔船，共同从事环境保护工作。

我们在沙漠中会见达尔富尔叛军，商讨与苏丹政府的和平谈判。我们会帮助促成和平协议，帮助美国企业与海外买家取得联系，并帮助在海外遇到困难的美国人。

我们要推进美国外交政策议题，向其他国家表明我们的立场和主张。我们几乎一直在美国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生活和工作，偶尔也会在华盛顿特区执行国内任务。

我和我丈夫像这样过了20年。我们俩总共在9个国家生活过，学习过6种语言，派驻过几乎每一个大洲（南极洲，我们就要来了）。我在莫桑比克和委内瑞拉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我丈夫的职业生涯则始于泰国、伊拉克和澳大利亚。我们在委内瑞拉订婚，在泰国结婚，在老挝度蜜月。后来又一起在苏丹、华盛顿特区和泰国任职。

在这段时间里，我辞去了工作，在家陪伴我们越来越多的家庭成员——现在已经增加到5个。再后来，我们去了波兰，又在罗得岛的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待了一年——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在那里出生——现在正在乌克兰任职。再过不到一年，我们就将再次搬家。搬到哪儿去？谁知道呢？但这就是所有这一切的乐趣和疯狂所在。

命运都在清单上

你能决定去哪里吗？这么说吧，能，但也不能。

驻外事务局官员必须“能够前往世界各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愿意前往美国设有大使馆或领事馆的任何地方。

刚开始工作时，我得到了一份全球近80个城市的清单。我不得不挑出其中25个进行排序。我把莫桑比克列为自己的首选并得偿所愿。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的清单上最漂亮的地方？奥斯陆。最艰苦的地方？利比里亚（当时正处于内战之中）。

奇妙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某件向往去做的事情——不管是去腐败盛行的国家担任选举观察员，还是努力与中国达成气候变化协议。每个地方的空缺几乎总会被填满而不必强迫谁去。

随着资历的增加，你会有机会争取特定地方的特定职位……不过请放心，你几乎从来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

当我们开始职业生涯时，我和我丈夫都是单身。生活很简单。

现在我们有了4个孩子和一只大金毛猎犬。当我们搬家时，孩子们就成了旅途中运货的骡子：无论强壮还是瘦小，无论是否喜欢发牢骚，每个孩子都要推一辆装满行李的手推车。

通常会有一个婴儿坐在婴儿车里。旁边有一只90磅重的狗坐在一个大箱子里被推着前进。行李经常从手推车上掉下来。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机场都很有娱乐性也一点儿不为过。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事情几乎总在不断转变。转到新学校，转用新语言，转到新社区，转到新家，转交新朋友，转向一项新的体育运动。

为了适应最新的工作，我们总是不断在买车。我们总是不断在买新衣服。我有一个朋友今年2月从印度调往乌克兰。想象一下那种气候的剧烈转变。我们需要接种的疫苗清单之长令人咋舌。

一家人去探险

在这种疯狂的过渡时期，我的孩子们——现在分别是11岁、9岁、7岁和2岁——总是在经历个人和社交生活的巨大变化。他们曾经从小型私立国际学校转到大型美国公立学校。

他们曾经从潮湿的、穿拖鞋背心的东南亚搬到寒冷的、气温在零度以下的东欧。美味的泰式炒粉变成罗宋汤。游泳池变成滑雪场。热带丛林变成千年古堡。

我孩子们的世界要比我在相同年龄时的世界大得多。他们见过贫穷。他们见过富有。他们见过所有的民族，听过不同的语言，上过使用这些语言的学校，并开始理解和欣赏新的传统和宗教。

我们曾经历过最奇妙的旅行冒险。当我们在马尔代夫乘坐一架海上飞机降落到一个浮船坞上时，迎接我们的是贴着水面滑行的鹰鳐。我们曾步行穿过巴厘岛乌布德的稻田，也曾沿着爱尔兰海岸寻找仙女的家。我们曾走过香港的小路，也曾拜访过金边的寺庙。我们曾驾驶水上摩托艇在乌克兰沿岸的黑海上竞速，也曾在斯洛伐克上塔特拉山的冰冻湖面上行走。

我们想念什么？

我们想家——真正的家。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表兄弟姐妹。我们的家是一幢永远伫立在那里的房子。朋友们会和我们一起回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生活。

我们想念那种用母语做事时的轻松自如。我们想念那种对于什么是正常和意料之中行为的了如指掌。

那么，我们如何让孩子们接受这种不断变化的状态？

我们在贝宁的美国朋友用了“探险家庭”这个词。这样的自我定位可以让他们6岁和9岁的孩子们感觉到，所有这些搬家、告别和变化背后都有一个目的：一家人一起去冒险和探索。

新冠疫情来了

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外交人员的生活变得愈发复杂。2020年夏天，在还没有疫苗的疫情中期，我们从美国搬到了乌克兰。

我们遭遇了大规模航运积压，欧洲机场的宠物托运中心被关闭，我们在抵达后长达数周的时间里不准接触来自美国大使馆的任何人。

我们基本上无法探索、结识新人、使用公共交通、体验博物馆或餐馆，甚至仅仅是去孩子的新学校里面看看。

在疫情之前，我们前往基辅的最初目的是能够在长周末飞往意大利、西班牙和附近的其他目的地。而事实上，在乌克兰漫长的冬天，我们只能去探索基辅郊外冰冷的采石场和树林。

在同一时间，我们的朋友带着9岁和7岁的孩子搬到了沙特阿拉伯。放春假时，他们踏上了一次大型露营之旅，驾车穿越了沙特阿拉伯全境，经历过沙尘暴，从波斯湾一直开到了红海。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假如世界保持开放，他们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我对自己说，这种非常规的生活方式教会了我的孩子们变得更加包容和灵活，去应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打击。也许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全球公民，认识到有很多方式可以过上充实的生活。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须按照美国方式去做。

是的，我们确实有点疯狂。但我们也极其幸运。我们见识并体验了这个世界上许多独特的角落。我们在世界各地结交了意想不到的朋友。我们如同过客一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希望是变得更好。（王雷译自11月11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原题为《不确定性、代价和经常性告别：一个美国外交人员家庭的生活》）

参考消息网12月5日报道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1月28日发表题为《女王的问题是那场等待新国王查尔斯的危机的前奏》的文章，作者为杰克·罗伊斯顿。全文摘编如下：

当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登基时，在白宫掌权的是哈里·杜鲁门；在13任政府之后当选美国总统的乔·拜登，当时在上小学。女王今天6800万臣民中大约85%还尚未出生。如果95岁的女王再过30个月左右还在位的话，她将超过法王路易十四成为有史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王室将何去何从

碰巧的是，路易十四也是法国波旁王朝最后几个国王之一，法兰西革命推翻了他玄孙的儿子路易十六。而当国歌《天佑女王》被最后一遍唱响时，英国王位将传给伊丽莎白女王的长子查尔斯——这位闷闷不乐、缺乏自信的威尔士亲王，从未走出天堂里的前妻戴安娜的阴影。

查尔斯自己也垂垂老矣。11月14日他满73岁，那天也是他母亲三周前短暂且未明原因住院一日之后首次公开露面的日子。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重要场合，在英国荣军纪念日（英国每年11月11日是纪念战争先烈的“荣军日”，主要纪念活动在离11月11日最近的星期日举行——本网注），献花圈纪念英国的战争阵亡者。但在14日上午，白金汉宫发表声明称女王“扭伤后背”，她“在今天上午极其遗憾地断定自己无法参加在白厅纪念碑举行的荣军纪念日活动。女王陛下对自己参加不了这项活动感到失望”。

这种解释不可避免地引起对她身体状况的猜测。评论员皮尔斯·摩根在推特上说：“关于女王的健康状况有什么事情我们正被蒙在鼓里。显然情况要比白金汉宫所说的更严重。”

一名知情者告诉《新闻周刊》记者，王室工作人员仍然对伊丽莎白女王将继续履行她的“轻量级职责”——包括出席视频会议——“抱有希望”。但是，这个越来越虚弱的老妇——自从菲利普亲王今年4月去世后成为寡妇——身上却承载着一个君主王朝的命运：这个王朝在过去10个世纪的时间里，挨过了无数次战争、丑闻、反叛和一次引发巨变的退位，但现在最强大的资产——传统、威仪和排场，在一个由社交媒体的指尖力量主导的世界里越来越无足轻重。

查尔斯民调走低

公众无法选择他们的君主，对于查尔斯来说也是如此——他受欢迎的程度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根据国际调查机构益普索集团的调查数据，1991年，82%的英国人认为查尔斯会是个好国王。5年后，在查尔斯与卡米拉私通被披露、戴安娜就他对自己的轻蔑对待含泪作证，以及他们的离婚引发公愤后，这个数字下降了一半，并且还在继续下降。今年5月，舆观调查公司一项民调得出的数字为31%，相比之下，他未来的臣民认为他会是个差劲的国王的比例为35%——这种情况在美国政治议论中会被称为“在水下”。而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则拥有压倒性的支持率。

这没有多大关系：倘若以前也有民调的话，那么在查尔斯的祖先和前任中，无疑会有相当多的人在民调中表现更差。比如，近2/3的受访者说，他们反对英王亨利八世将自己的王后安妮·博林斩首，而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称亨利八世多少有点或非常残暴……仿佛是为了强调白金汉宫一如既往地延续王朝的决心，某个掌握女王驾崩和葬礼以及查尔斯加冕即位的应急计划（代号分别为“伦敦桥行动”和“春潮行动”）细节的人士，把它们泄露给了美国《政治报》网站，该网站在9月份刊发了这些文件。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查尔斯理应心满意足的时候。英国在格拉斯哥主办了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这次会议上，保守党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支持查尔斯的标志性议题——环境。外界多年来嘲讽他是与植物交谈的怪人，已经盖过对他毕生致力的保护地球的前瞻性努力的景仰。

查尔斯父亲去世、兄弟安德鲁被指控参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性交易圈，以及小儿子哈里及其妻子梅根·马克尔与王室其他成员的疏远，这些也给他这一年蒙上阴影。

7月1日，一名粉丝在推特上贴出一张所谓“哈里王子和威廉王子在戴安娜60岁诞辰日凝望母亲雕像的照片”。从两人背后取景的照片显示，威廉和哈里头上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谢顶区域，而他们站在取景框内相距最远的位置。

曾在戴安娜王妃合作下为她撰写授权传记的安德鲁·莫顿告诉《新闻周刊》记者：“每个人都把关注焦点放在梅根和哈里身上。但人们看错了方向，他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查尔斯身上，因为他有一座大山要攀登。查尔斯王储，我们未来的国家元首，很快将即位的未来国王，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只稍高于30%。在我看来，这会引起恐慌。而哈里和梅根本来就是王室中的从属角色，即使在他们还是王室成员的时候。”

女王的处事方式

多年来，哈里与查尔斯的关系一直不和。哈里与一名离异的美国混血女演员的婚姻曾引发骇人听闻的揭秘与反揭秘的小报战争，最终以今年3月奥普拉·温弗里给这对夫妇专访而达到高潮。在全世界近5000万人的注视下，哈里指责父亲的家人对自己为妻子的求助无动于衷，而梅根则指责威廉的妻子凯特·米德尔顿在自己婚礼前几天把自己弄哭——这与外界广泛流传的梅根把凯特弄哭的说法刚好相反。

一生应对各种真实和虚构的家庭丑闻——所有这些都事无巨细地收录在奈飞公司系列剧集《王冠》中——早已让伊丽莎白女王做好了迎接这一时刻的准备。女王在事发36个小时内一言不发。她从容谨慎地措辞后才打破沉默，既表现出对哈里和梅根的怜悯，同时也恰如其分地告诉世界“某些回忆可能有出入”。由此，她向公众表明，王室对哈里夫妇对相关事件的描述有异议，她出于同情而选择不与他们陷入公开战争，让公众明白这一点十分关键。

她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这是维护声誉方面极罕见的成就。但白金汉宫中的一些人想与哈里和梅根刀兵相见，他们逐条对哈里和梅根的指控提出质疑。

从正面角度为卡米拉写传记的作家彭妮·朱诺对《新闻周刊》记者说，伊丽莎白女王“看待事物目光长远，年轻人往往会因为突然感觉到的不公正而变得激动，如果有人说了某些东西，而人们相信他们的话——例如在奥普拉的采访中，你就会希望自己介入其中并立即加以纠正，让事情拨乱反正”。

她说：“我认为这不是女王的处事方式，她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知道事情最终都会过去。有时候最好的做法是置身事外，让它们烟消云散。因为如果纠缠其中的话，你真的会火上浇油。”

除非遭遇灾难，作为第六顺位继承人的哈里（他排在继查尔斯、威廉及其三个孩子之后）永远不会登上王位，而英国公众将避免无可救药的萨塞克斯公爵夫妇上位的局面。但有朝一日查尔斯将成为国王，而明年6月将满40岁的威廉理所当然成为继承人——朱诺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带来更多家庭混乱。

未来在威廉手中

《人物》杂志最近刊登一篇王室传记作家罗伯特·莱西撰写的封面文章，暗示君主制的未来将掌握在威廉王子的手中，而不是他的父亲。当威廉不久后接受该杂志的采访时，这个说法获得了某种可信度——倘若先前的报道冒犯了他，威廉就不会接受采访。

朱诺告诉《新闻周刊》记者：“我认为这种事情总会有些棘手。他们俩（查尔斯和威廉）的职责非常相似。我认为所有的父亲和儿子都存在某种竞争成分，做父亲的还不太希望走下王座，让儿子接过自己的王冠。”

她说：“我认为总是会存在点小问题的。我觉得他们比过去亲近了一些，他们都朝同一个方向非常卖力地划行。”

但他们正面临一股与王室——不只是温莎王室、还有王族这一概念——背道而驰的人口构成和社会潮流。舆观调查公司今年5月报告称，18至24岁的年轻人表示，他们更希望有一位民选的国家元首而不是世袭君主——支持前者和后者的人数比例分别为41%和31%，存在10个百分点的差距。

对性别平等的日益关注也对王室不利。英国早在16世纪就有过一位与伊丽莎白同名的女君主——伊丽莎白一世，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有过女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但在伊丽莎白二世之后，登上王位的将是男性：查尔斯，之后会是威廉，再之后会是威廉之子乔治。

查尔斯还不得不承受痛苦的离婚带来的后果，以及他的冷漠和不忠如何让戴安娜沮丧这笔账。朱诺说：“我认为这是某种将会无限期困扰他的东西。问题在于，在每个周年纪念日，戴安娜都会被再三提起，那些事实或某个事实版本会被翻出来示众。总会有人选择相信他们看到、听到和注意到的任何东西。”

有朝一日，王冠将戴在查尔斯白发苍苍的头上，而他将承担起自己一生一直在等候的职责——领导一个历史关系杂乱的庞大、著名、好争吵的家族。

参考消息网12月5日报道 2010年，卡塔尔赢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约一年后，《卫报》记者皮特·帕蒂森开始调查，为什么数十位从卡塔尔遣返的尼泊尔劳工全都没能活着到家。这为《卫报》近10年的报道拉开帷幕：成千上万的外籍劳工肩负在卡塔尔修建先进体育馆、道路、酒店等为举办全球最盛大体育赛事所需基础设施的重任，他们往往身处残酷的境地。现在距离世界杯开赛还有一年时间，帕蒂森在思考卡塔尔的外籍劳工经历了哪些真正的转变；戴维·康恩在报道中发问，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世界杯会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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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12月5日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呈上2021年度最佳的100幅照片，从中可以见证本年度的斑驳图景。左上：希腊埃维亚岛，该国3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诱发野火。8月8日，野火逼近81岁的里措皮·帕纳约塔的住所。右上：1月6日，美国国会山警员尤金·古德曼与闯入国会大厦的唐纳德·特朗普支持者对峙。左下：巴以停火协议生效后，5月24日，加沙拜特哈嫩一位巴勒斯坦女孩站在被毁的家中。右下：7月8日，14岁少年扎伊拉·阿文特-加德赢得斯克里普斯全美拼字大赛，成为赢得大赛的首位非洲裔美国人。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文/迈克尔·迪肯）

上周，我41岁了。我度过愉快的一天，谢谢你的关心。妻子带我去了一家猫咪咖啡馆喝茶，我从未去过猫咖，但猫咪见到我似乎都很高兴。然而这也不足为奇，毕竟猫咪喜欢老人。

不过，要是人过四旬有什么好处的话，我倒是愿闻其详。因为一年已过，我还一个也没发现。我知道，一般抱怨中年生活有多艰难的都是女人。但到目前为止，它对我们可怜的男人来说也容易不到哪儿去。

刚刚吹灭40岁生日蛋糕上的蜡烛，身体就被各种恼人的变化所包围。例如，头发开始开小差，总是找不到通往头皮的路，最后从鼻子和耳朵里冒出来。

然后就是体重。很快就长出了啤酒肚。笨重的肚子向外凸起，让人坐下的时候不得不把双腿向外张开，好似两条牛蛙腿。让这一切变化更显怪异的是，身体的其他部分并不会以同样的速度发福。41岁的我，四肢和18岁时一样瘦骨嶙峋，发福的只有肚子。如此一来，我现在看起来就像只踩着高跷的大橄榄球，或者是长了毛的“蛋形人”。

由于这种奇怪的体重增长似乎无法阻挡，我想我们男人到40多岁时，自然会特别关注身体健康状态。但这显然不足以让我们采取任何行动，甚至不会去看医生。相反，我们会默默上谷歌搜索自己的症状，或者至少我们想象中的症状，用一种神经质的方式找出我们到底怎么了。

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从搜索引擎得来的诊断极不靠谱，因为无论你输入什么症状，一定会发现某个网站说它是癌症。在伪医学网站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癌。头疼？可能是癌。手肘擦伤？是癌。脚趾甲开裂？典型的癌症症状。你大概还有16分钟可活。

实际上，我们大概率只是得了疑病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无法逃避身体素质下降的事实。在上床睡觉前，我们越来越难分清那嘎吱作响的到底是楼梯，还是我们的膝盖。而且我们老是拉伤肌肉，我们甚至不知道拉伤的部位还有肌肉。或许预防拉伤的最佳方法是去健身房开始举重。但举重会让我们长肌肉，这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肌肉可拉伤。冒这个险似乎并不值当。

我们还总是感到精疲力竭。这主要是孩子的缘故。如今男人做父亲的年龄比过去晚了许多，更让事情难上加难。话说回来，你一生中唯一真正有精力跟上孩子的时候，就是你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算你20岁出头就成了父亲，你的孩子还是会像弄坏一张廉价蹦床一样搞垮你。

要是晚上能睡一个像样的觉，情况也不会这么糟。但人到40多岁，睡好觉变得越来越稀罕。首先，因为你的膀胱会缩到一粒鹰嘴豆大小。但另一个原因是打鼾，随着年龄的增长，打鼾也会越来越严重。上周有一家报纸报道说，有人发明了一种神秘装置，能告诉你“你打不打鼾”。但你并不需要什么装置来告诉你，你只需要一位妻子。不过要是你爱打鼾，可能有妻子的日子也不长了。

这一切真让人苦不堪言。绝望之余，你四处寻找重返青春的方法，但没有一个管用。上周，我去看了一场英国山羊皮独立摇滚乐队的演出，作为另一次生日活动。回想90年代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超喜欢他们。要是说他们的现场演出有什么不同的话，只能说是更精彩了。但到了40多岁（几乎所有观众都是这个年纪），你很难尽情享受一次现场演出。青年时代，我们都会挤在最前排。现在人到中年，我们都挤在了后排。一部分原因是这里离洗手间不会太远。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可以在演出结束前开溜，冲回家里解放临时保姆。

鉴于上述原因，每当我看到有文章说60岁等于另一个40岁时，我都会感到不解。在我看来，40岁等于另一个60岁。

不过，我可能不该抱怨。毫无疑问，会有年纪更大的男人告诉我，往后事情只会变得更糟。显然，步入老年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大家都开始灿烂地跟你打招呼说：“您看起来气色真好！”

谢天谢地，还没有人对我说过这句话。话说回来，或许这是因为我气色根本不好吧。（胡广和译自11月17日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原题为《人到中年女人难，但我们男人也不容易》）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11月27日一期发表题为《“善”者生存？为什么智人活过了其他人？》的文章，作者系凯特·拉维利奥斯。全文摘编如下：

约30万年前，智人种最初在非洲进化出来时，至少还有其他5种人。然而到了4万年前、也可能更近一些，我们成了硕果仅存的人。这是为什么？现在一种解释我们主导地位的新主张正在势头变强：讽刺的是，给予我们优势的可能正是我们看似最深层的脆弱性，包括依靠他人、同情心和同理心。

古猿照料受伤同类

近来，研究重点已经从智识转向我们与陌生人构建关系的能力，也就是“善”者生存。例如，考古证据表明，智人不仅生活的群体较其他种人规模更大，在直接群体之外结成同盟的能力更是无与伦比。或许是这些社交能力帮助我们成为最具适应性的人，也是唯一有能力占据地球上每一个生物群系的人。

尚不清楚我们如何成为适应性的王者。英国约克大学考古学者彭妮·斯皮金斯现在提出一种新解释。她认为给予我们优势的是我们的情感特性和软弱性。她说：“情感需求驱使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而扩展关系网增强了我们的复原力，让我们得以在很多不同环境中生息繁衍。

为一探究竟，我们需要将时钟回拨到200万年前左右，也就是这些复杂情感似乎刚出现的时候，然后前往非洲南部，见见我们类似猿猴的祖先——南方古猿。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生病或受伤人族可能受到照料的已知最早证据，其中包括某些个体的遗骸，这些个体患有会引发疼痛或导致残疾的骨骼问题，比如一位十几岁的男孩就患有脊柱肿瘤。

考古记录中，随着时间推移照料同伴的例证也越来越多，及至尼安德特人群体出现时这种例证已经十分普遍。伊拉克一处洞穴中发现的一副尼安德特人骸骨可追溯至5万年前左右，骸骨上留有多处重伤痕迹，包括右前臂缺失。但引人注目的是，骸骨的主人在遭遇事故后仍存活了10至15年，死亡时年纪在40至50岁之间，还得到精心安葬。斯皮金斯说：“他一定接受了大量照料。”

智人社交有助生存

智人出现后，进一步发扬了这些协作技能，开始与自己直系群体之外的人密集互动，这一点是前所未见的。尚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这样做，但非洲气候的大幅波动让生活艰难起来，协作的群体或许更有可能存活下来。

相比之下，尼安德特人明显封闭的生活方式或许让他们付出了惨重代价。德国汉诺威附近的舍宁根出土了10根木制投矛器，可追溯至约30万年前，能让使用者（或许是早期尼安德特人）远距离捕杀大型猎物。“你会猜想这么好的发明永远不会失传，但在舍宁根人生活在那里的1万年时间内，整个地区被冰层覆盖，这些人全部消失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里斯·斯特林格说，“如果这些人没能身处更大范围的社交网络，那么这个群体特有的技术就会随他们消亡。”

而更大范围的社交网络不仅能让智人传递知识，也是艰难时期的保险措施。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学研究所的考古学者帕特里克·罗伯茨说：“一旦发生气候剧变，部分群体也许会苦苦挣扎，但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其他群体或许会生生不息，而且能对邻居出手相助。这能让我们具备难以置信的复原力。”

罗伯茨和同事在南亚密林中发现了这种扶持协作的证据，可追溯至约5万年前智人最初在这一地区定居的时候。这些先驱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这种极具挑战的环境中开枝散叶。对斯里兰卡丛林深处发现的遗骨进行同位素分析显示，智人一年到头都居住在雨林中。但和遗骨一并发现的人工制品，如海贝珠子和鲨鱼牙齿表明，他们也和来自沿海地区的群体保持联系。

情感需求或成王牌

越加审视，就越能发现智人诞生之处加强社交互动、扩大关系网的证据。是什么赋予我们与邻居交往的勇气，而尚未看到其他种人存在这种行为方式？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高级研究所的塞德里克·布克斯和其他研究人员比对了现代人以及和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结果发现智人的BAZ1B基因发生的突变要多出很多。布克斯说：“我们得以了解或许让我们对陌生人更包容的基因变化的方向。”

考古发现证实，大约30万年前，智人种的面部特征开始柔化，包括颅骨变小、面部变平以及牙齿微缩。

随着语言的发展，我们似乎将这种表达力推向新高度。布克斯说：“看起来语言很可能帮助我们维持社交网络，是让我们能适应众多不同环境的技能之一。”

然而，我们在自我驯化的漫长过程中获得的社交特性也有其弊端。斯皮金斯说：“增加与他人的联系、对他人更包容给予我们整个群体更强大的力量，但取悦他人、归属群体的潜意识也让个体容易感到孤独、沮丧和焦虑。”

到了5万年前，智人终于成功冲出非洲，在欧亚大陆各地站稳脚跟。5万至4万年前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困境，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从此一蹶不振。约3.9万年前，气候急剧变冷、意大利火山大爆发，约4.2万年前地球磁极倒转，目前认为这些共同导致全球气候的重大变化。

在这些艰难时期，我们的情感需求可能成为自身的王牌。斯皮金斯说：“结交他人的本能或许帮助我们在当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更好地应对环境的巨大变化。”

运气当然也发挥了作用。也许我们的情感技能只是碰巧成为化解这一特定挑战的最佳工具。假如环境有所不同，更能适应的也许就是其他种人。斯皮金斯说：“假如情况截然不同，比如气候更加稳定，那么活到今天的会不会是尼安德特人？”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11月27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随着规模前所未有的4500亿美元新资金涌入风投领域，现在资本主义造梦机器本身也在扩容改造。风投世界的飞速增长带来重大风险：或是极端自我的创始人大把烧钱，或是养老金被一股脑投向估值过高的初创企业。但从长期看，风投也有望提高行业的全球化水平，让风险资金流向更广泛的行业，同时让普通投资者更容易获得风险资本。资金池扩大，追捧的各种想法随之增多，这会刺激竞争，很可能也会刺激创新，使得资本主义更具活力。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12月3日（提前出版）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1500万至2000万印度人向加密货币投入了约60亿美元。耐人寻味的是，印度并不只是将加密货币视为可以买卖的数字货币，而是开始将其视为类似于房地产和黄金的资产类型。现在讨论的焦点是，是否允许加密货币作为资产类别、是否允许在交易中使用、应如何规范或收税。预计政府将很快公布新规。《今日印度》周刊11月29日一期封面报道审视了这场热潮背后的点点滴滴，同时展望了前路。我们是在目睹新的数字黎明，还是加密货币会像泡沫那样破裂？政府需要监管加密货币来保护投资者利益。

《今日印度》周刊11月29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11月21日发表题为《历史上最致命武器背后的非凡头脑及其随后良心的不安》的文章，作者是豪尔赫·坎蒂略。文章指出，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头脑曾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这些伟大的发明是人类的里程碑，留下了伟大的遗产，使我们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进步，并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适应世界的能力。但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发明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工具，使大量的暴力与死亡记到他们的账上。有些天赋异禀的人甚至批驳自己的发现，成为反对过度使用自己发明的积极分子。全文摘编如下：

“原子弹之父”的悔悟

“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这句取自印度教宗教经典《薄伽梵歌》的话，是二战末期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爆炸后，罗伯特·奥本海默最先想到的东西之一。

那时，奥本海默已致力于这种核武器制造多年。此事肇始于另一位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治下的美国政府，纳粹德国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研发出这种大杀器的国家。

这可能是曼哈顿计划的萌芽，该计划由奥本海默领导，目的是研发出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1945年7月16日在名为“三位一体”的行动中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

不到一个月后，原子弹被投向日本城市。奥本海默积极参与了这一决策，他不仅研究了从天然铀中分离铀235的过程，并确定制造原子弹所需的临界质量，而且还在确定原子弹的理想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指出广岛和长崎。

据估计，原子弹落下当天的死亡人数在15万至25万人之间。

在那可怕的死亡人数出现后，奥本海默不仅辞去了曼哈顿计划负责人的职务，后来还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成为支持对核能力施加国际控制以防止此类武器在全世界扩散的积极分子。

此外，他主张停止美苏之间贯穿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在冷战中，“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思想阻止了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对另一国实施核武器攻击。

然而，奥本海默阻止世界各国用核武库武装自己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他以“原子弹之父”的身份永载史册。

爱因斯坦的道歉

另一个对这个事件感到后悔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个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的人，他在去世前为他写给罗斯福的信道歉，这封信为曼哈顿计划铺平道路。

爱因斯坦还在这一人类已知的最致命武器的开发中发挥了另一个重要作用，因为他著名的公式E=mc2是使原子弹问世的原子研究发展的基础之一。

这个公式是1905年提出的，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40年，本质上是说能量（E）等于质量（m）乘以光速的平方（c2）。换句话说，少量的质量可转化为大量的能量。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超过1.5万吨TNT，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2.5万吨TNT，而在爆炸中仅释放了几公斤铀和钚。

尽管他的公式提出了使原子弹成为可能的物理学原理，但在政治上他把这描述为一生中的“重大错误”。他多次提到这一点，比如在写给日本《改造》杂志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他给美国总统写信的动机是担心德国人会先制造出原子弹。

“我看不到其他办法，尽管我一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写道。

多年后的1955年，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给朋友莱纳斯·鲍林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那封信。

鲍林引述爱因斯坦的话说：“当我在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信上签名时，我犯了今生一个重大错误。”

卡拉什尼科夫的疑问

如果说核弹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并且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使用过，那么AK-47半自动步枪可能是它的完美对应物：制造成本低、维护设计简单，但与前者同样致命，甚至更致命。

这与它的创造者、俄罗斯工程师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的本意相去甚远。他将这种武器视为一种保护苏联免受纳粹侵害的工具。

AK-47步枪本身就是武器世界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它发明于1947年，也就是最早的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后，是一种简单耐用又可靠的步枪。它不仅成为苏联军队和后来的俄罗斯军队的首选武器，也是其他数十个国家，以及恐怖组织、革命游击队或违法犯罪集团的首选武器。

据估计，该步枪自问世至今，全世界生产超过1亿支，大约50个国家的军队现在仍将其用作常规武器。

如果将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受害者算在一起，最大死亡人数估计为25万人，那么估计每年由AK-47的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差不多。

这些死亡似乎一度没有让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感到压力，他对自己的致命发明几乎没有表示任何悔意，甚至在问及时还说自己睡得“很香”。

但在去世前，卡拉什尼科夫给他所信奉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写了一封信，说他总是觉得要为自己的革命性发明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死亡负责。

“我精神上的痛苦难以忍受。我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果我的步枪夺去了人们的生命，我，这个基督徒和东正教信徒，应该为他们的死负责吗？”

高尔斯顿的警告

亚瑟·高尔斯顿是美国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植物世界，尤其是了解植物激素和光如何影响植物发育。

在他的研究中，他发现一种叫三碘苯甲酸的成分能够刺激大豆开花并使其更快生长，但如果使用过量，可能会导致植物死亡。

这一原理启发其他科学家研发出所谓的“橙剂”，这种强力除草剂在1955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被用作化学武器。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陆军向越南丛林和田地释放了大约2000万加仑的“橙剂”，越共游击队藏身于这些地区，并赖之给养部队。

这种除草剂能够摧毁农作物并暴露敌人的阵地、路线和动向，但代价非常大，因为它同时会造成巨大且可能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并对人类健康造成危险影响。

高尔斯顿对这种情况发出警告，他指出“橙剂”中最危险的成分二恶英是一种污染物，它可以在环境中残留数十年，此外还会导致癌症、胎儿发育畸形、不孕症以及神经和免疫系统受损。

与奥本海默不同，高尔斯顿的警告对理查德·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后者下令停止喷洒“橙剂”。

诺贝尔的遗产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故事也许是科学界最不为人知也最自相矛盾的悔悟故事，因为他的名字与授予有利于人类与和平的最伟大的科学进步的奖项密不可分。但这一奖项的由来，恰恰是对助长了战争、死亡和破坏的悔悟。

诺贝尔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很早就与父亲一起研究炸药的制造。一场悲剧影响了他的一生，1864年，他的弟弟和另外四人在硝酸甘油爆炸中丧生。

这使他专注于寻找一种使这种液体炸药更稳定的方法，以便更容易操纵它。两年后的1866年，他向全世界展示了炸药。

炸药是一项革命性突破，为发明者带来了巨大的名利。但它也打开了通往破坏的新时代的大门，因为它很快就被用于战争，用作炮弹和各种军事武器的填充物。其后，数以百万计人的死亡与炸药的战争用途有关。

这些死亡让诺贝尔感到非常痛惜。他于1896年12月10日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去世。在他的遗嘱中，他言明了这种负担，并留出个人94%的财富用于创造我们现在所知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试图借此弥补他认为自己用炸药给人类造成的损害，并使自己的遗产与纪念那些用发明或影响力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的人联系起来。

爱因斯坦的资料照片。新华社